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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智奇

夫文之為德者大矣，與天地并生，與日月同輝者何哉？昔曹子恒有"經國之大業"之告，劉彥和著"雕龍"之篇，皆以文之為器之嘆，非一人之私也。而今觀夫文壇之怪狀，竟有以私名標榜書院者，此何異于"刻舟求劍"而"削足適履"乎？

嘗考文苑典故，李太白"謫仙"之號乃賀監所贈，杜工部"詩史"之名由后世所評。韓昌黎倡古文而不立"韓門"，歐陽修主革新未建"歐院"。蓋古人深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之道。而今之"某氏文院"林立，豈非《禮記》所謂"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者耶？

細究其弊，厥有三端：一曰僭越天道。昔揚雄仿《易》作《太玄》，班固譏其"以玄尚白"，今人竟以肉身比附不朽，此"緣木求魚"之甚也。二曰淆亂人倫。文學本為"載道"之器，今反為"載我"之具，猶"買櫝還珠"而"舍本逐末"。三曰敗壞風氣。當市場經濟大潮席卷，文心竟成沽名之餌，豈非《孟子》所戒"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之倒行乎？

且夫"德者，得也"。觀王靜安"三種境界"說，非自詡而人誦之；魯迅"民族魂"之譽，非自封而史定之。今人未臻"望盡天涯路"之境，先營"燈火闌珊處"之館，此正《周易》"負且乘，致寇至"之象也。昔宋人呂本中作《江西詩社宗派圖》，猶遭"標榜門戶"之譏，況今人直以己名鐫石乎？

至若"堤內不足堤外補"者，尤為可哂。庾信文章老更成，是謂"凌云健筆意縱橫"；江郎才盡徒嗟嘆，終落"彩筆委地無人問"。文學之功，在"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非"觀乎己名以炫惑當世"也。今之建院者，多類《顏氏家訓》所云"但能言之，不能行之"之流，絕非"德之立者類也"？

究其本源，此乃市場經濟下"異化"之類。《文心雕龍》有云："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當物質大潮洶涌，精神標桿易為商標，此顧亭林所謂"某氏文學院”“某氏書畫院”“某氏研究中心”非名正"之兆也。然則"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豈容"私名"僭居"公器"之位？

吾嘗觀紫禁城匾額"正大光明"四字，惕然有悟：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真欲立言者，當效太史公"藏之名山"之志，慕屈子"哀民生之多艱"之懷。若徒效"暴發戶"樹牌坊之舉，恐終成《笑林》"刻鳳不成反類鶩"之譏耳。

文之為德，與天地參。私名標榜，其蔽也慚。金谷蘭亭，遺響猶酣。今之營院，何以嗣覃？

嗟乎！文之衰也，不在辭采之凋敝，而在心術之浮競。昔者左丘明失明而作《國語》，孫子臏足而修《兵法》，皆不以身之困厄易其志，不以名之顯晦奪其誠。今之文人，未及著述等身，先立牌坊以自炫，此非《莊子》所謂“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者乎？

且夫“名者，實之賓也”。司馬相如賦成而天子嘆賞，非自署“長卿文苑”而后顯；陶淵明詩高而后世宗之，豈因“靖節書院”而益彰？今人未得片言可傳，先筑高閣以自標，是猶“未學走而先學飛”，不亦顛乎？

更可嘆者，文道本以載世，今反為飾己之具。昔韓退之抗顏為師，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今之立“某家書院”者，豈真欲弘道耶？抑或借“傳道”之名，行“傳我”之實？《論語.憲問篇》云：“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今則變本加厲，非獨“為人”，直欲“為名”矣！

若論其心術，大抵有三：一曰躁進，未及“板凳要坐十年冷”，先思“廣廈千間天下聞”；二曰虛驕，才未逮李杜，而氣已凌曹劉；三曰市儈，以文為市，待價而沽，使清流淪為利藪。此三者，皆文心之大蠹也。

昔歐陽永叔論楊億、劉筠輩“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為時文”，然猶未敢自署學府。今人則不然，才未半斗，先筑高臺，辭未達意，先營其氛，使后來者覽之，不睹其文，先見其名，豈非“名存實亡”“名不符實”之惑乎？

概而言之:文之至者，不在名之高，而在道之深；不在院之闊，而在庭之品:不在聲之大，而在明之澄:不在匾之彩，而在額之度。若使屈子建“靈均書院”，恐《離騷》之怨不深；若令太白立“青蓮文館”，或《蜀道》之難不顯。故曰：真文士，當以文傳世，名至實歸，而非以名炫世；當以文化人，言由心說，以道傳承，而非以館驕人。

衷告:

文心雕龍，豈在門楣？

名高實喪，古今同悲。

立言載道，何須自題？

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名器論 （譯文）

作者：常智奇

文章的功德是極其宏大的，它與天地共生，與日月同輝。曹丕曾說文章是“治國安邦的大業”，劉勰寫下《文心雕龍》，都在感嘆文章作為載道之器的重要性，而非為個人謀私利。然而，如今文壇卻有一種怪現象：有人竟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書院，這豈不是像“刻舟求劍”“削足適履”一樣荒謬？

回顧文學史，李白的“謫仙”之名是賀知章所贈，杜甫“詩史”之譽是后人評價。韓愈倡導古文運動卻不立“韓門”，歐陽修推動詩文革新也未建“歐院”。古人深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道理。而如今，“某某文學院”“某某書畫院”遍地開花，這不正是《禮記》所說的“不教而誅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嗎？

細究這種現象的弊端，主要有三點： 1. 僭越天道 ：揚雄模仿《周易》寫《太玄》，班固批評他“以玄尚白”（故作高深卻無實質）。如今有人竟以凡人之軀妄圖比肩不朽，簡直是“緣木求魚”。 2. 淆亂人倫 ：文學本是“載道”的工具，如今卻成了“載我”的招牌，如同“買櫝還珠”，舍本逐末。 3. 敗壞風氣 ：在市場經濟大潮下，文學竟淪為沽名釣譽的工具，這豈不是《孟子》所反對的“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的顛倒行為？

真正的德行，在于實至名歸。王國維提出“人生三境界”，并非自吹自擂，卻被后人傳頌；魯迅被稱為“民族魂”，也非自封，而是歷史定論。如今有人尚未達到“望盡天涯路”的境界，卻先忙著修建“燈火闌珊處”的紀念館，這正是《周易》所說的“負且乘，致寇至”（德不配位，必招禍患）。宋代呂本中作《江西詩社宗派圖》，尚且被批評為“標榜門戶”，何況今日有人直接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石頭上？

更可笑的是，有些人“堤內不足堤外補”（實力不夠，靠虛名彌補）。庾信晚年文章更顯老辣，正所謂“凌云健筆意縱橫”；江淹才盡后徒然嘆息，終落得“彩筆委地無人問”。文學的價值在于“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非“觀乎己名，以炫惑當世”。如今那些建書院的人，大多如《顏氏家訓》所說“但能言之，不能行之”，絕非真正有德之人。

究其根源，這是市場經濟下“異化”的表現。《文心雕龍》說：“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當物質主義盛行，精神標桿淪為商業招牌，正如顧炎武所說：“某氏文學院”“某氏書畫院”之類，不過是名不副實的噱頭。然而，“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豈能容忍“私名”凌駕于“公器”之上？

我曾見故宮“正大光明”匾額，頓有所悟：文章是千古之事，得失唯有寸心知曉。真正想立言傳世的人，應當像司馬遷那樣“藏之名山”，或如屈原那樣“哀民生之多艱”。如果只學“暴發戶”樹牌坊的做法，恐怕最終會像《笑林廣記》里“刻鳳不成反類鴨”一樣淪為笑柄。

文章的功德，與天地并立。以私名標榜，只會暴露淺薄。金谷園、蘭亭的雅集至今傳頌，而今日所建的書院，又能留下什么？

唉！文學的衰落，不在于辭藻的凋零，而在于人心的浮躁。左丘明失明而著《國語》，孫臏斷足而修《兵法》，他們不因自身困境改變志向，不因名聲顯晦動搖信念。如今的文人，作品尚未等身，卻先立牌坊自夸，這不正是《莊子》所說“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眼界狹隘）嗎？

“名者，實之賓也”（名聲是實際的附屬）。司馬相如的賦讓漢武帝贊嘆，并非因為他掛了“長卿文苑”的牌子；陶淵明的詩被后世推崇，難道是因為有“靖節書院”？如今有人連一篇傳世之作都沒有，卻先建高樓自我標榜，簡直是“還沒學會走，就想飛”，豈不可笑？

更可悲的是，文學本應承載世道，如今卻成了裝飾自己的工具。韓愈曾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如今那些建“某某書院”的人，是真的想弘揚大道，還是借“傳道”之名行“傳我”之實？《論語》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如今更是變本加厲，不僅“為人”，簡直是“為名”了！

若論這些人的心態，不外乎三種：

1. 浮躁冒進 ：還沒“坐冷板凳十年”，就先想著“名揚天下”；

2. 虛榮傲慢：才華不及李杜，卻自以為超越曹劉（曹植/劉楨）；

3. 市儈功利：把文學當生意，使清流變成名利場。

這三種心態，都是文學的大害。

歐陽修曾批評楊億、劉筠等人“追求辭藻華麗”，但至少他們不敢自建學府。如今的人卻不然，才華不足，先建高臺；文章未成，先造聲勢。讓后人看到的不是作品，而是名字，這不是“名存實亡”“名不副實”嗎？

總之，文章的至高境界，不在于名聲的高低，而在于思想的深度；不在于書院的宏偉，而在于品格的崇高；不在于聲音的響亮，而在于智慧的清澈；不在于匾額的華麗，而在于內涵的厚重。如果屈原建“靈均書院”，《離騷》的憂憤可能不會如此深刻；如果李白立“青蓮文館”，《蜀道難》的豪邁或許大打折扣。所以說，真正的文人，應當以文章傳世，讓名聲自然而來，而非靠標榜自夸；應當以文化人，真誠表達，傳承大道，而非靠書院炫耀。

最后的忠告：

文章的真諦，豈在門楣招牌？

名不副實，古今同悲。

立言載道，何須自貼標簽？

后人看今天，亦如今天看往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