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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海鵬

居庸關作為明代長城沿線上最具代表性的關隘之一，其最大特點是“關外有關”，關城與長城相連接，成為長城防御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長期以來備受關注，史志文獻中多有記載。然而，有關居庸關的圖像資料卻十分罕見。目之所及，王紱創作的《居庸疊翠》是目前僅存的，以繪畫形式記錄明代居庸關的圖像資料。畫中居庸關形象的創作背景是什么？文獻中對明代居庸關形象及周邊環境的記載，與圖像呈現的視覺效果有何異同？隱含著怎樣的政治意蘊？該作品又具有怎樣的功能與價值？本文嘗試對此進行解讀。

一、《居庸疊翠》的創作背景

及其政治意圖

《居庸疊翠》系《北京八景圖》之一。北京八景又名燕京八景、燕山八景或燕臺八景。這一稱謂始于金，興于明，盛于清。從有關資料來看，最早的《北京八景圖》是現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北京八景圖》。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北京八景圖》由明代畫家王紱創作，其中即包含《居庸疊翠》。學術界雖對《北京八景圖》有所關注，但對《居庸疊翠》圖的創作背景、政治意圖等問題缺乏應有的研究。

（一）王紱與《北京八景圖》

王紱（1362—1416），字孟端，號友石生，無錫人，洪武時生員。據畫史載，其以詩書畫見長，尤以墨竹最為著名，為明代墨竹畫創作提供了新范式，被董其昌譽為“國朝開山手”。《明史·王紱傳》云：王紱“博學，工歌詩，能書，寫山木竹石，妙絕一時”。因此得以在永樂元年（1403）供事文淵閣，并參與編纂《永樂大典》。

在明代，王紱代表性的繪畫作品當首推《北京八景圖》。閣臣楊榮對《北京八景圖》就很重視，曾將它“裝潢成卷”。明人張岱在其《夜航船·地理部》中也對燕京八景有所涉及。到了清代，于敏中在《日下舊聞考》中明確指出：“《石渠寶笈·初編》有王紱燕山八景真跡”。據乾隆九年二月初十所頒上諭分析，乾隆皇帝要編入《石渠寶笈》的作品主要有四類：一是“三朝御筆”，即順治、康熙、雍正皇帝所遺留的墨跡；二是皇宮內府所收藏的歷代書畫（編入《秘殿珠林》者除外）；三則是乾隆本人從少年時開始所創作的書畫作品；四是臣工所進書畫作品。《北京八景圖》即屬于第四類。王杰等人著錄的《欽定石渠寶笈續編》有乾清宮御書房收藏的《北京八景圖》一卷，作者即為明初畫家王紱。阮元于《石渠隨筆》中亦曾提到王紱《北京八景圖》，著錄內容與《四庫全書提要·集部·總集類存目》所記相同。由此可知，此《北京八景圖》當為官方認定的王紱作品。

需要說明的是，明永樂十一年（1413），時任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廣與翰林侍講兼左春坊左中允鄒緝亦言及“北京八景”。此二人所詠“八景”與國博本《北京八景圖》有所不同。這說明時人對“北京八景”的認識可能略有差異，但并不能否定王紱創作《北京八景圖》的事實。從王紱《北京八景圖》所受重視程度上看，它在清代前期就被視為藝術珍品了。

圖1 王紱《居庸疊翠》紙本水墨

42.1cm×2005.6cm 1413年

中國國家博物館

圖2 王紱《居庸疊翠》13首詩文（局部）

1413年 中國國家博物館

（二）《居庸疊翠》的創作背景

王紱在永樂七年至八年（1409—1410）、十二年至十五年（1414—1417）先后兩次隨從明成祖北伐。據《明史·成祖紀》載，成祖以上兩次北巡的行軍路線都經居庸關北上，這就為王紱創作《居庸疊翠》（圖1）提供了準確的文本依據。此外，中國古代書畫鑒定專家劉九庵在《宋元明清書畫傳世作品年表》中將其創作年代斷定為永樂十二年（1414）。由此可推斷，王紱所作《北京八景圖》當是第二次跟隨明成祖北巡期間所繪。王紱的創作意圖，受到同行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廣的影響。胡廣深得明成祖信任，在隨同明成祖兩次巡狩過程中，邀約好友王紱以紀實性方式選擇記錄特殊意義的關鍵位置。作品完成后并未進入宮廷，而是由胡廣收藏。胡廣是出于什么目的邀約王紱作畫，并以私人名義收藏此畫？這個問題耐人尋味。從文獻資料來看，胡廣此舉主要有兩個目的：其一，出于向明成祖表明自己堅決支持遷都的政治立場；其二，則是將繪畫藝術與遷都的政治事件結合起來，借此增進個人名聲。

當年隨同明成祖巡狩北京的官員，以詩歌唱和的形式，吟詠北京八景。在同行諸人之中，只有王紱能夠承擔繪制《北京八景圖》的使命。《居庸疊翠》描繪的是長城名關居庸關的秀美景致。明人金幼孜在《金文靖公集》中曾提到“北京八景”中的“居庸疊翠”。清人孫承澤在《春明夢余錄》、穆彰阿在《大清一統志·順天府》中均對“居庸疊翠”有所記載。此外，《居庸疊翠》一畫中還留存有11位文士詠贊的13首詩文。（圖2）當中有兩首詩文提到蜿蜒于山嶺之上的長城，即：王洪“萬里長城連朔漠，九霄佳氣接蓬萊”之詠嘆；王英之“千峰高處起層城，空里岧峣積翠明”。諸如“居庸疊翠”以長城作為繪畫題材的畫作，實屬罕見。其他11首詩文除了凸顯居庸關的軍事戰略地位，亦強調其“峰巒疊翠”“高聳云霄”“巖壑雄秀”的自然氣勢，并進一步凸顯了視覺審美意境。

（三）《居庸疊翠》蘊含的政治意圖

《居庸疊翠》一圖背后隱含著濃厚的政治意圖。明初雖然取得了對元戰爭的勝利，但元朝殘余勢力北逃漠北，實力依舊不容小覷，不時南下侵擾北疆地區，北疆邊防壓力依舊十分嚴峻。為有效抵御北元入侵，加強北部邊防成為明初之要務。《居庸疊翠》中居庸關這一形象正是對明初歷史實際的寫照。建文帝時期翰林侍講唐之淳（1350—1401）在《居庸疊翠》一詩中言道：“內華而外夷，慨然起深嘆。”可見，居庸關不僅是屏護都城北京的重要藩籬，而且還是區別華夏和北邊少數部族的重要地理標志，字里行間滲透著鮮明的“華夷之辨”思想。此外，楊榮在《題〈北京八景〉卷后》序文中云：“燕薊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內跨中原，外控朔漠，宜為天下都會，乃詔建北京焉”，亦傳達出“內華而外夷”的政治觀。楊榮屢次跟隨明成祖北征，洞悉北京在捍衛國家安全方面的重要戰略地位，因而深知遷都的政治和軍事意義。有鑒于此，從《居庸疊翠》整體畫面觀察，畫家旨在表現居庸關的險峻形勢和優美景色。圖名中的“疊翠”二字也說明了這一點。

《居庸疊翠》及畫中所題跋的13首詩文，無不彰顯著居庸關的重要地位，也蘊含著眾多官員對于明成祖遷都北京的政治態度。同時，他們也借此向留守南京的其他官員，傳達支持明成祖遷都的政治立場。而王紱身份所隱含的政治意蘊，使作品創作的政治主題格外明顯。《居庸疊翠》所蘊含的政治功能，為我們重構明初的政治文化生態與藝文創作，提供了雙重的視角。

二、《居庸疊翠》對居庸關雄姿的描摹

《居庸疊翠》的核心內容是居庸關。居庸關作為長城沿線上的重要關隘，其戰略地位無可比擬。它是北京的北大門，凝聚著勞動群眾的集體智慧。王紱《居庸疊翠》主要表現的是居庸關風景，畫面中山城的配景均在金柜山和翠屏山之間，山峰聳峙，樹繁草深，居庸關關城的基本形象于云煙中顯現，表現出“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雄關之勢，“進可攻，退可守”的軍事防御機能也得以充分展現。應當說，這種表現方式是有其歷史依據的。

（一）居庸關雄居長城

《居庸疊翠》所描繪的居庸關，位于今北京市昌平區西山與軍都山交接處峽谷中的長城線上。整條溝谷從北口到南口長約40里，形勢險要，被稱作“古今之巨防”。據文獻記載，居庸為天下九塞之一，秦代稱居庸塞，漢稱居庸關，三國時稱作西關，西晉稱軍都關，北齊改稱納款關，唐代先后稱作薊門關、軍都關，金代稱作查剌合攀，到元、明、清則稱為居庸關，一直沿用至今。

長城是戰國以來在北方農牧交錯地帶修建的重要軍事設施。自北魏以來，居庸關一帶即修有長城。《魏書》記載，北魏太武帝拓跋燾于太平真君七年（446）六月，“發司、幽、定、冀四州十萬人筑畿上塞圍，起上谷，西至于河，廣袤皆千里”。《北齊書》記載，北齊文宣帝高洋“發夫一百八十萬筑長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余里”。這些都與長城相連接。明代曾對長城體系進行了大規模的調整和加固。在這個過程中，居庸關也得到擴建。明代負責巡關的御史王士翹在《西關志》中記載：

洪武元年（1368），徐達、常遇春北伐燕京，元主夜出居庸關北遁，二公遂于此規劃建立關城，以為華夷之限。周圍一十三里有半二十八步有奇。東筑于翠屏山，西筑于金柜山，南北二面筑于兩山之下。各高四丈二尺，厚二丈五尺。南北各設券城，重門二座，城樓各五間，券城樓各三間，水門各二空，南城西水門閘樓三間，西面敵樓一十五座，共城樓五十七間。關城外，南北山險處，共筑護城墩六座，東南、西南各一座，東北二座，西北二座。烽墩一十八座。

圖3 王紱《居庸疊翠》（局部）

1413年 中國國家博物館

圖4 佚名《皇都積勝圖》（局部）絹本設色

32cm×2182.6cm 明嘉靖末年至萬歷前期

中國國家博物館

圖5 許綸《九邊圖》（局部）絹本設色

184cm×665cm 1532年

遼寧省博物館

徐達等人擴建居庸關城，目的就是將它與長城連接在一起，形成北京西北地區的軍事屏障。王紱作此畫時，居庸關附近明長城尚未建好，故其只繪居庸關關城。鄒緝題稱：“兩山夾峙，一水旁流，騎通連駟，車行兼輛，先入南口，過關入北口。關中有峽曰彈琴，旁道有石曰仙枕，兩崖峻絕，層巒疊嶂。”王紱《居庸疊翠》中只描繪了兩山之間的城樓和城門。（圖3）從畫面描繪的地貌特征可推斷，居庸關作為北京北部重要藩屏的雄壯氣勢和軍事戰略地位，充分彰顯了其重要作用。需要說明的是，畫面中刻畫的居庸關關城只是通過意象性的表達方式對現實中居庸關的再現。明嘉靖至萬歷初年的《皇都積勝圖》卷（圖4），有居庸關圖可與此卷相對照。

（二）居庸關拱衛北京

王紱之所以在《居庸疊翠》中將居庸關放在最突出位置，亦與居庸關拱衛北京的功能有直接關系。自明初擴建后，居庸關的地位日益重要。特別是明成祖定都北京后，居庸關被賦予拱衛北京的功能，更成為明長城上最重要的關隘。故時人王士翹在《西關志》中說，居庸關“東連古北、遼海，西接上谷、云中，南通京師，北枕永寧，為京師之北門，天下第一關也”。

明成祖朱棣曾言：“居庸關路隘而險，北平之襟喉，百人守之，萬夫莫窺。據此可無北顧之憂”。明代居庸關長城全長4167.5米，其中東山長城，即翠屏山長城，長1505米；西山長城，即金柜山長城，長2097.8米；南關河道長城，長324.1米；北關河道長城，長240.6米。整段長城圍繞關城呈圓周封閉型構筑。建筑材料多樣，有花崗巖條石、碎石塊、碎山石，還有小城轉。長城墻體，從保存較好的東、西山長城來看，外側墻體明顯高于內側。關城之內有眾多的廟宇、署館、亭坊和倉房等。這些設施錯落有致，層疊有形，彰顯著獨特的文化意義和歷史韻味。而居庸關所在的山體之下，是古香古色的城樓，古風濃郁，古樸大方，為它冷峻的外表增添了一絲暖意，更加讓人感受到它的厚重、莊嚴及與神圣。關城北部自北而南，建有岔道城、八達嶺城、上關城，關城南部關溝溝口則建造有南口城，在40里長的關溝谷地內構建起五道軍事防線。現藏于遼寧省博物館的《九邊圖》（圖5）對此都有明確標志。

《居庸疊翠》中所描繪的居庸關關城，與文獻記載基本一致。居庸關關城坐落于關溝腹心之地，不僅扼守南北向關溝谷道，而且兼顧東西兩側山間溝谷。（圖6）居庸關南北各設城門，東側設南、北水門，門外都修筑甕城，北門甕城設有吊橋，并在溝谷中設有水門關。今水門遺址已不可見。根據《水經注·濕余水》所載及和林格爾東漢墓壁畫《居庸關圖》幅（圖7、8）所繪情況可知，當時流經居庸關的關溝河水勢甚大，行人南北往來應是借助關溝河上架設的橋梁涉渡。和林格爾東漢墓壁畫《居庸關圖》幅就是有力的佐證。從《居庸疊翠》圖來看，明代修筑關城，還是跨水筑之。《昌平山水記》載，“自南口而上，兩山之間，一水流焉，而道出其上。十五里為關城（指居庸關），跨水筑之”。這些情況在《居庸疊翠》中都有所反映。當然，居庸關不僅是拱衛京師的門戶，也是關外游牧民族與關內農耕民族交往的通道，在民族經濟文化交流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圖6 胡漢生《居庸關位置圖》（繪制），

參見《首屆明代帝王陵寢研討會、

首屆居庸關長城文化研討會論文集》，科學出版社

2000年版，第229頁

圖7 內蒙古和林格爾東漢墓壁畫《居庸關圖》

圖8 內蒙古和林格爾東漢墓壁畫《居庸關圖》

（史樹青繪制線圖），參見史樹青《王紱北京八景圖研究》，《文物》1981年第5期，第82頁

三、《居庸疊翠》的文化功能與藝術價值

從形象史學與圖像文本雙重視角審視《居庸疊翠》，可以看出圖中居庸關關城作為長城防御體系中“據險制塞”的軍事要沖，具有重要的軍事功能和社會功能。除此之外，《居庸疊翠》是一幅記錄明永樂時期臺閣官僚唱和活動的重要藝術作品，生動形象地再現了居庸關險峻的地理形勢，使文獻典籍中抽象的居庸關形象躍然紙上，其歷史形象更加明朗。顯然，畫中的居庸關圖像具有重要的文化功能和藝術價值。

（一）文化功能

《居庸疊翠》中描繪的居庸關，是位于長城之上的“天下名關”。畫家在此展現了居庸關捍衛京師的軍事作用，具有重要的文化功能。

明代居庸關關城東臨翠屏山，西有金柜山，居于兩山夾峙、山形陡峭的峽谷之中，東、西跨河道段均用長城連接，長城圍繞關城呈圓周封閉形，整體特點遵循著“因地制宜”的軍事原則，凸顯了其重要的戰略位置。從繪畫布局上看，畫家重點突出對“疊翠”的描繪，居庸關關城雖然只作為點綴出現，但準確地把握了居庸關關城西高東低的特點，以及控扼南北交通要道的樞紐地位。同時，居庸關作為京北門戶，作為雄峙一方的雄關要隘，不僅是拱衛京師的軍事屏障，而且是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交往的通道，這種雙重價值符合王朝理想的統治秩序。

從軍事布局特點上來說，居庸關長城具有制內和御外的雙向功能。制內功能主要是為了凝聚族群人心，束縛與控制本族群與外部的隨意交往，規范明朝軍民的行為，增強族群凝聚力，實現族群認同，保障統治穩固。其御外功能則主要基于主動防御，抵御北方部族的軍事入侵或搶掠，規范朝貢秩序等。明代為防范北疆部族的襲擾，朝廷屢次修繕加固居庸關，使其成為鐵桶山河。居庸關防御體系自北而南由岔道城、居庸關外鎮、上關城、中關城和南口城五道防線組成，而居庸關則是五道防線的指揮中心所在地，進而形成點、線、面相互結合的防御體系。這一點與長城修筑主要選擇交通要道和險要之處的營建原則有密切關聯。

《居庸疊翠》不僅展示居庸關一帶的美景，而且彰顯了居庸關的功能。居庸疊翠之景與雄偉的居庸關相輔相成，象征著北京的北大門牢固長久、堅不可摧。《居庸疊翠》中，居庸關上建有屋頂為硬山式城樓，城樓旁邊矗立著一桿軍旗。居庸關城門為拱形狀，兩側各站立一名守衛官兵，當為查驗來往人員的通關憑證——堪合，其目的在于加強邊防，營建維護和平穩定的社會秩序。明朝繼承了漢唐以來的關津制度，設“巡檢于關津”。通關憑證主要包括符、傳、堪合、路引、金牌信符等。洪武十五年（1382），“始置諸司堪合。其制以簿冊合空紙之半而編寫字號，用內府關防印識之……謂之半印堪合，以防欺弊”。永樂七年（1409），明成祖“命編置紫荊、居庸、古北、喜峰、董家、山海六關口出關勘合，以防詐偽，每關一百道，以禮、樂、射、御、書、數六事為號”，“出關者必得內府勘合為驗乃出，無者從守關官執奏”。后來，勘合文書漸適用于沿邊各鎮，成為人員物資出入關口的有效憑證。以此可推斷，《居庸疊翠》中守關士兵亦承擔檢查勘合的重要職責。

（二）藝術價值

俞劍華認為，“《北京八景圖》是描寫真景，但并不拘泥于真景作自然主義的描寫，而是攝取真景之精華，加以藝術創造。每一幅都有它的地方特點，使人一望而知主題所在”。以《居庸疊翠》圖為例，管窺王紱繪畫的獨特之處，顯然畫家的繪制目的首先是強化地方特點，其次是圍繞居庸關關城完善輔助景物、山石樹木，使之在服從整體畫面構成的基礎上，加以意匠的裁剪布置，使并不完美的真景，變成符合歷史敘事背景下的真實藝術。然而，就《居庸疊翠》的政治屬性而論，畫家的創作意圖是在“實景”描繪的基礎上，遵循文本等畫外素材所隱匿的主觀意志，帶有強烈的教化功能。作品的畫風精致細微，頗具用心，這可能與受命之作有關系。但即便如此，王紱也并不拘泥于對景物的逼真復原，偏重以“師造化”為創作基礎，加以“心源”的運用，凸顯了現實主義繪畫的本質特征，為明代“實景”山水畫的發展樹立了方向。

從視覺審美上來看，王紱的繪畫構成意識里，畫面是觀眾所在世界的一部分。如圖3所示，前景中的山體被放大，兩邊巨大的山石在關門兩側展開，“V”形的結構凸顯了居庸關的地理空間，前景中的大“V”形與遠景中山與山之間形成的小“V”形呼應對照。兩棵交叉形成“V”形的樹木被置于畫面的左側，山上樹繁草深，苔點濃密，顯得蒼郁茂密。兩山之間的居庸關關城處于視覺的中心點，成為中景或遠景表現的視覺物理尺度。城門后有重疊的“V”形山巒向遠處延伸，層次深遠，氣息淳厚，以生動的藝術形象再現了山河雄姿的審美意象。誠如李嘉琳（Kathlyn Liscomb）所指出的，王紱的繪畫，使自然景觀與人之間建構了一種獨特的親和關系，蘊藉著明代繪畫思想的變革因素。

從繪畫技法上看，國博本《居庸疊翠》的處理手法與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山亭文會圖》《鳳城餞詠圖》有著明顯的同源關系，這無疑為國博本《居庸疊翠》的畫風提供了可參考的標本。《居庸疊翠》圖中的樹石造型及其空間關系的處理是高度寫實的。畫家打破常規，注重寫意畫運筆的連貫性，用筆繁中有簡，追求一氣呵成的韻律。需要提及的是，《山亭文會圖》（圖9）中的遠山、《鳳城餞詠圖》（圖10）中前景的山石與《居庸疊翠》圖前景中山的構成關系極為相似；《鳳城餞詠圖》中的遠山與《居庸疊翠》圖中遠山的結構層次，在處理手法上也基本相同。此外，《居庸疊翠》前景中的山石，與《鳳城餞詠圖》遠景中的山石，均以枯淡墨皴寫，按結構層層加疊，最后以濃重墨勾皴點苔，以墨之濃淡，筆墨之大小強化疏密變化，表現山樹之前后的空間立體感，增強了畫面的節奏感。

圖9 王紱《山亭文會圖》紙本水墨

129.5cm×51.4cm 1404年

臺北故宮博物院

圖10 王紱《鳳城餞詠圖》紙本水墨

91.4cm×31cm 1402年至1404年

臺北故宮博物院

從藝術傳承上論，王紱師古人，擇善而從，又不拘一家。明人朱謀垔《畫史會要》載，王紱“平遠竹石師倪云林，其合作者甚佳，山水師王叔明，自有一種風度”。《明詩紀事》云：“（王紱）所作山水竹石風韻瀟妙絕一時。說者謂可繼其鄉倪瓚”。其繪畫師法王蒙，用墨濃厚，構圖層巒疊嶂，兼備吳鎮的渾厚和倪瓚的疏曠，企圖在剛勁和柔婉、粗放和細密的對立中求得一種協調。王紱堪稱第一位成功模仿倪瓚而不為倪瓚畫風所惑者。與倪瓚多用皴法與渴筆干染不同，王紱擅長用側峰折筆形塑山體造型，筆鋒轉折處強調銳利折角，頻頻露出飛白的動勢。《居庸疊翠》中的山石峰巖輪廓，多用淡干墨長線勾勒，披麻解索皴隨山勢而動，多以淡墨拖染，墨色淡雅簡潔，在不同塊面之間建立統一而又動態的平衡。《居庸疊翠》雖以雄郁剛健的山巒和草木作為表現對象，但居庸關的關口是整幅畫面審美內核的基礎，畫家用靈動飄逸的線條準確刻畫了居庸關形象，城樓兩邊的飛檐翹角處理得端直有氣概。居庸關關城外，云氣繚繞，遠山若隱若現，與前景高大渾厚的山體形成鮮明對比，營造出蒼茫濕潤、清爽空靈的特殊效果。                                             

事實上，王紱在“外師造化”的基礎上，作出了融合各家、變化創新的努力，其歷史價值在于對社會過渡轉變時期的傳承。畫家比較熟練地糅合了倪瓚、王蒙和吳鎮三家之長，遵循山林隱逸、草堂雅集的“書齋山水”的表現程式，形成了蒼郁清潤的獨特風格。顯然，這樣的藝術風格在文士集團尤受歡迎，明成祖也希望借此風格來拉攏向來與他不甚投契的江南文士集團。然而，就《北京八景圖》的整體創作語言來說，王紱開始逐漸注重強化山石草木本身的形態美和筆墨的形式美，拓展了山水畫的審美視域，山水畫由象征性的藝術形象逐漸轉化為審美性的藝術形象，為明代中后期的山水畫發展開辟了道路，具有重要的藝術價值。

結 語

如上所述，王紱《居庸疊翠》一圖，不僅佐證了歷史文獻中所載居庸關史實的可靠性，而且從視覺審美意義上為我們闡釋和解讀明代居庸關長城的軍事防御功能和社會文化功能提供了珍貴的圖像資料，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另外，從藝術功能上講，《居庸疊翠》作為明代初期的代表性作品，為研究王紱的繪畫技法，追溯其“現實主義”繪畫風格的創作淵源，探究明代初期的“藝術傳承”問題，提供了重要依據。

居庸關雄居長城，拱衛北京，是名副其實的天下名關。美學家宗白華曾說：“中國最偉大的美術，最壯麗的美，莫過于長城。”在長城諸關之中，居庸關以雄奇險峻、景色優美而著稱。明代畫家王紱創作的《居庸疊翠》圖契合了明成祖定都北京、鞏固統一的政治意圖。在創作過程中，王紱考察了居庸關的山川形勢和歷史文化，以“實景”山水畫的藝術表現形式，再現了居庸關的雄偉氣勢，達到了自然美與藝術美的統一。透過《居庸疊翠》所描摹的雄關魅影，不僅可以看出王紱的創作動因和繪畫風格，而且可以感悟居庸關及其防御體系在國家安全和民族互動中的地位。(注釋從略 詳參紙媒)

Fascination of the Juyong Pass: A Study on Terraced Mountains with Rich Growth of Trees by Wang Fu

Dong Haipeng, Doctoral Candidate of the School of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th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The Terraced Mountains with Rich Growth of Trees, one of the Eight Views of Beijing painted by Wang Fu, depicts the scenery of the Juyong Pass. As a representative work featuring military barriers and the interaction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painting. With lush mountains on both sides, the Juyong Pass is extremely important as it serves as a barrier of the Great Wall defense system and a gateway for friendly exchanges between ethnic groups. The painting vividly demonstrates the beautiful environment around the Juyong Pass and the majesty and important role of the Juyong section of the Great Wall. In terms of the poem on it and its aesthetic image, the Terraced Mountains with Rich Growth of Trees is a “real scene” creation featuring “the interaction of ethnic groups” and “artistic sensibility”, which shows the change of thought in painting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and has important cultural function and artistic value.

Key words: Wang Fu; Terraced Mountains with Rich Growth of Trees; Eight Views of Beij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