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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季風（陽光報《非常對話》欄目主編）

訪問者：馬光輝（延安市新區投資開發建設有限公司綜合辦公室負責人）

對話嘉賓：曹谷溪（著名詩人）

曹谷溪（右）和路遙（左）在黃河畔合影

曹谷溪

曹谷溪（中）與陽光報社全媒體中心總監兼主任韓文韜（右）合影

曹谷溪（左）接受馬光輝（右）訪問

嘉賓簡介

曹谷溪，原名曹國璽，男，漢族，中共黨員。作家、教授。1941年農歷二月初一出生于陜西省清澗縣郝家堰鄉郭家嘴村。1962年畢業于延川中學，曾任公社團委書記、延川縣革委會宣傳組副組長、通訊組組長、《延安報》記者、《延安文學》主編（編審）、延安市首屆文聯黨組成員、常務副主席等職。2002年10月退休。

現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陜西省作家協會主席團顧問、《路遙研究》主編。著有詩集《延安山花》《我的陜北》《天聲地籟》，文論集《與文學朋友談創作》《品芳錄》《游歷與探索》，紀實文學集《高天厚土》《奉獻樹》《人民記者馮森齡》和《陜北父老》。主編《新延安文藝叢書·詩歌卷》《西北作家文叢》兩輯21本，大型文典《綏德文庫》《志丹書庫》《延川文典》《寶塔文典》共84卷。1999年獲陜西省人民政府“1949~1999首屆炎黃優秀文學編輯獎”和陜西省作家協會“雙五文學獎”，根據他創作的劇本《周總理回延安》拍攝成的電影《周恩來回延安》曾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

編者按

在陜北，曹谷溪絕對是一個重要的人物。談到文學史，這個人是不可回避的。在出版家、作家陳澤順的眼里，老朋友曹谷溪做的事很多。

到目前為止，在陜北的文學穹頂之上，路遙仍然是一顆耀眼的星。當這顆星帶著令人眩暈的光亮劃過天空隕落之時，那些文人們能夠做的事情，就是寫一寫悼念文章，抒發一些感慨，回憶幾多軼事。路遙之死給他的弟弟王天樂和好朋友曹谷溪的生活帶來巨大的空缺。他們一個失去了親愛的哥哥，一個失去了從青年時代就在一起做文學夢的好朋友。痛苦在他們各自心中的回響，別人是無法體會也無法描述的。

延安大學原校長申沛昌先生，在路遙生前就讀的母校劃出一座小山（現在這座小山改叫“文匯山”），作為建墓建紀念館的地方。曹谷溪沒黑沒明地奔忙，用寫詩的手設計圖紙，利用一切能夠利用的場合求人捐助款項，甚至他自己到河道里物色某塊有用的石頭，指揮工人把石頭運到文匯山……那時只要是朋友們見到他，他就分享把墓地和紀念館建到什么程度，說接下來還要做的事情……他把此事當成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其他一切都無關緊要。由此朋友們在心底慨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路遙如果地下有知，可以安息了。

對于延安地區的文學發展，很難想象如果沒有曹谷溪，延安文學史會有多么大的空白。這空白不僅僅是他作為詩人的缺席，還因為他的缺席會造成成百上千文學青年的缺席。那時曹谷溪主編《延安文學》雜志，他具有一種瘋狂的利他主義的執著與熱情，每一首發表在上面的習作者的詩歌都經歷過他的用心過濾，他甚至把一些稚嫩但意象很好的詩歌修改一遍，就像經驗豐富的老農民從年輕不熟練的農人手中接過犁犋，幫耠過一個壟溝，再交到年輕人的手上，告訴他種子應當像這樣播下去一樣。現在種子都發芽長大了。

正是曹谷溪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地編輯這份文學刊物，讓一份地區雜志如期出版。這使得他的朋友想到一個用濫了的比喻：蠟燭。他是在燒自己。

當然，曹谷溪更是一位詩人，他始終在用生命詩化著這個世界。

馬光輝：曹老您好！感謝您接受我的訪問，您被譽為陜北文學的一面旗幟，能否談談您早年是如何走上文學道路的？

曹谷溪：非常感謝你的到訪，我非常樂意回答你的問題。1962年我高中畢業，我是延川中學的第一屆高中畢業生。由于家庭貧困，沒有參加高考，就當了延川縣賀家灣公社的炊事員。有人戲稱我是“延川縣文化水平最高、烹飪技術最低的炊事員”。

我常想，自己是陜北最幸運的一個文藝工作者。由于生活在陜北這一塊生長民歌、生長愛情、生長英雄的高天厚土上，所以我十來歲就參加了村上的秧歌隊說快板、唱秧歌。后來又從寫民歌改為寫詩。《延安文學》這個平臺，使我有幸結識了上世紀三十年代就活躍于中國文壇的胡風、丁玲、艾青、蕭軍、臧克家和四五十年代的魏巍、賀敬之、柳青、杜鵬程、李若冰等著名作家，并且得到了他們的教導和關懷。

馬光輝：您和路遙是在什么樣的背景下認識的？可否將您與路遙交往的故事與廣大讀者分享？

曹谷溪：非常樂意。在“文革”初期和中期，我們僅是互相知道名字，并不真正認識。那個時候他還沒用“路遙”作為筆名，叫王衛國，在小小的延川縣威名大振，而我僅是延川縣的“小名人”。我與路遙置身于兩個不同的群眾組織。可是后來我們竟成了朋友，而且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從認識路遙到他逝世的20多年里，他是我家的常客。有一年大年三十，他和他的未婚妻林達兩人合騎一輛自行車回郭家溝吃年夜飯。在自己家只住一晚，第二天上午就騎60多華里到賈家坪公社的劉家溝找我。當地風俗是大年初一不出門，可是路遙不管這些，一來就不走了，一直住到春節收假，我們一起到縣城上班。

1970年仲夏，我和路遙兩人合騎一輛舊自行車，從縣城到張家河公社新勝古大隊采訪，那時候我29歲，路遙21歲。我們兩人當時都很瘦，我們輪流騎車，自行車破舊得沒有閘，他蹬車時，我坐在自行車的前梁上，下坡時可以用右腳代替剎車；我蹬車時，他坐在前梁上，下坡時用腳代替閘剎車。那次采訪，不僅將路遙的一首詩抄寫在大隊的黑板報上，還留下了那張路遙生前最喜歡的照片。

1992年9月，路遙患肝硬化腹水，由延安地區人民醫院轉到了西安西京醫院。轉院前，他要我把在黃河畔的合影給他放大一張。他說，這是他一生中最喜歡的一張照片。

馬光輝：請您談談路遙初期的文學創作情況。

曹谷溪：路遙是一個感知和創作能力特別強的人。當年在我創辦《山花》時，鼓勵路遙寫作，也開始了我們的文學之旅。

一個作家的成長，需要生活的、思想的、藝術的諸多營養，更需要生命的、感情的諸多真切的體驗。否則，他就難以成為一個作家，更難成為一個優秀的作家。我和路遙的傳奇友誼，就交織著我們許多寶貴的生命體驗。

1970年春，路遙的革委會副主任被免掉了，他像《人生》中的高加林一樣回到了郭家溝村。1969年，我從賈家坪公社調回縣革委會，由“知青專干”成了通訊干事。由于通訊組人手不足，革委會允許通訊組經常帶兩個學員脫產學習。我就將路遙抽調到縣上“通訊員學習班”，每月給18.5元誤工補貼。每期三個月，但路遙那次在學習班待了一年多，后來轉到延川縣文藝宣傳隊當編劇，當時他的大部分作品發表在延川《山花》上。

我看到路遙的第一首詩《老漢我一輩子愛唱歌》，是幾句順口溜：

明明感冒發高燒，干活盡往人前跑；

書記勸，隊長說，誰說他就和誰吵，

學大寨就要拼命地干，我老漢走著就想跑！

這首小詩也在《山花》上發表。后來他開始寫小說，第一部短篇小說《優勝紅旗》在《山花》上發表后，就被復刊的《陜西文藝》轉載。

馬光輝：您與路遙相交相知20多年，談談您對他的評價？

曹谷溪：路遙留給這個世界的永遠印象：他是一個剛強的陜北漢子。1969年冬天，我剛從賈家坪公社調到縣革委會通訊組，與路遙同村的劉鳳梅說，她看見路遙穿著一身白衣服，腰里系著一條麻繩。問給誰戴孝，路遙說給他自己。

于是我找來路遙開導，他當著我的面號啕大哭，說：“谷溪，我這輩子完了。”我對他說：“一個男人不可能不受傷。受傷之后，不要哭泣，而是要躲在一個沒人注意的地方，用你的舌頭舔干傷口上的血跡，然后到人面前去，依然是一條漢子！”

也許，路遙理解了我的話，而后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站起來對我說：“谷溪，我在四十歲之前必須干一件大事。”在路遙39歲那年，他創作的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從眾多文學作品中脫穎而出，榮獲了茅盾文學獎。

嚴格地剖析路遙，他是一個自尊心極強的人，同時，他也是一個極自卑的人。自尊與自卑在他心靈的深處共存。在路遙的精神世界，還有一對非常尖銳的矛盾：路遙是一個參與意識極強的人，而文學創作又迫使他別無選擇地躲在甘泉縣招待所，躲在銅川市王石洼煤礦的一間房子里，與“孫少平”“田曉霞”們一起生活，一起哭，一起笑，一起夢幻……文學創作是孤獨的個體勞動，這種無法改變的孤獨與他強烈的參與意識，將他置身于一種無法解脫的痛苦中。這么強悍的一個陜北漢子，怎么又會自卑呢？我想，這與他的家庭出身、生存環境有很大關系。由于家庭貧窮，延川中學學生灶上有甲乙丙三種菜，路遙是連丙菜也吃不起的角色。他的自尊與自卑，鑄造了孤傲內向的性格和憤世嫉俗的奮發精神。如果我們能夠真切地走進路遙的精神世界，你會驚奇地發現，路遙比他所塑造出的所有的藝術形象都更生動、更精彩。

馬光輝：路遙文學創作的成功有很多因素，您認為哪個具體因素是當代年輕人奮斗中最應該汲取的？

曹谷溪：毋須諱言，路遙剛開始創作時，文學水平、藝術素養還是很低的。但路遙的靈性令人驚奇。在文學方面你說什么問題，他就能夠心領神會，甚至對許多問題生發自己的感悟。路遙也注意收集群眾語言。一次下鄉時，聽到一則順口溜：

身上穿著料子褲；

前面是日本，

后面是尿素……

他就馬上掏出小本本記下來，后來寫在短篇小說《青松與小紅花》里面。路遙是個“事業型”的人物。他為自己確定了一個很高的人生目標，他對這個目標的摯誠追求，幾乎使他忽略了自己的親情、友情。記得有一次，他的胞弟王天樂寫了一首詩歌請他看。他說：“谷溪看得好”，就推了。給業余作者看稿子，實在是一件非常麻煩的事情。這是路遙最不愿意做的一件事情。

路遙創作《平凡的世界》的幾年里，他幾乎脫離了家庭，脫離了社會，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創作之中。

馬光輝：據有關研究路遙作品的機構了解，路遙的《人生》《平凡的世界》兩部小說，在各大學圖書館的借閱頻率很高，他的作品為什么能經久不衰？

曹谷溪：路遙為人民寫作，為時代歌唱，正如路遙所說：“我為自己牛馬般的勞動得到某種回報而感動人生的溫馨。我不拒絕鮮花和紅地毯。但是，真誠地說我絕不可能在這種過分戲劇化的生活中長期滿足。我渴望重新投入一種沉重。只有在無比沉重的勞動中，人才會活得更為充實。”這是許多讀者含著熱淚，從《平凡的世界》里找到的心靈的慰藉和前行的力量，也是路遙的作品至今為什么一直會被大家喜愛的原因。

路遙的作品不僅感動了中國青年，也感動了不少外國青年。有一次，我陪日本姬路獨協大學外國語部教授、路遙研究專家安本實先生去路遙的墓地，我們首先給路遙送上鮮花。安本實先生顫巍巍地點燃三支香煙，放在墓前。他對著墓碑說：“請路遙先生抽煙。”就在這個時候，我看到有兩個青年，拿著一束剛從山上采來的野花，恭敬地放在路遙的墓前。

我問他們：“是延安大學的學生嗎？”他們說：“不是，我們是西安交大的學生。”我又問，愛好寫作嗎？他們回答說，不是，我們是路遙作品的讀者。我發現路畔上放著兩個旅行包。也就是說，這兩個青年才從西安到達延安，還沒有找到住的地方，就直奔文匯山看路遙的墓。我心中一熱：路遙是活在了一代中國青年的心中！

還有一個有趣的故事。我在《延安文學》當主編的時候，編發過一篇《廣島離延安有多遠》的稿子。作者是一位姓馬的先生，說他在去香港的途中，看見一位日本姑娘正讀路遙的《平凡的世界》。閑談中，這位姑娘得知他來自西北，于是給了他兩張名片，一張給馬先生作紀念，另一張請馬先生送到路遙的墓前，并轉告路遙：她遲早會到延安看望他的！

“像牛一樣勞動，像土地一樣奉獻”，不管處在哪一個階層，都要用自己的雙手去創造生活。這是路遙作品傳遞的最重要的東西。路遙是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心態，用常人難以想象的誠實勞動和豐碩的勞動成果回饋他所鐘愛的土地，回饋時代和社會，回饋父老和親人。路遙是時代的豐碑，路遙無悔，所以他也值得人們懷念！

訪問者

馬光輝，男，民盟盟員，大學本科，1976年3月出生，陜西綏德人。從事文學編輯出版、新聞宣傳工作10余年。現供職于延安市新區投資開發建設有限公司。2022年3月，被延安市委統戰部聘為延安統一戰線智庫專家。作品散見于《中華合作時報》《文化藝術報》《陽光報》《延安文學》《 榆林日報》《延安日報》等報刊。　 ■季風/文字整理 馬光輝/供圖